原君·（清）黄宗羲
发布时间：2022-12-30 09:14:21作者：普贤行愿品原文网
原君·（清）黄宗羲
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；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。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；不以一己之害为害，而使天下释其害；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。夫以千万倍之勤劳，而己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之人君，量而不欲入者，许由、务光(1)是也；入而又去之者，尧、舜是也；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岂古之人有所异哉？好逸恶劳，亦犹夫人之情也。
后之为人君者不然。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亦无不可；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。始而惭焉，久而安焉。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，传之子孙，受享无穷；汉高帝所谓“某业所就，孰与仲多”者(2)，其逐利之情，不觉溢之于辞矣。此无他，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今也以君为主，天下为客，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，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，曾不惨然。曰：“我固为子孙创业也。”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。曰：“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”然则，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，向使无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呜呼！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？
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拟之如天，诚不为过也。
虽然，使后之为君者，果能保此产业，传之无穷，亦无怪乎其私之也。既以产业视之，人之欲得产业，谁不如我？摄缄縢，固扃鐍，一人之智力，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，远者数世，近者及身，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。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(5)，而毅宗之语公主，亦曰：“若何为生我家(6)！”痛哉斯言！回思创业时，其欲得天下之心，有不废然摧沮者乎！
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，则唐、虞之世，人人能让，许由、务光非绝尘也；不明乎为君之职分，则市井之间，人人可欲，许由、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。然君之职分难明，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，虽愚者亦明之矣。
注释：
(1)许由、务光：传说中的高士。唐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，就隐居箕山中。商汤让天下于务光，务光负石投水而死。(2)“汉高”句：《史记˙高祖本纪》载汉高祖刘邦登帝位后，曾对其父说：“始大人常以臣无赖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仲（其兄刘仲）力，今某之业所就，孰与仲多？”(3)伯夷、叔齐无稽之事：《史记˙伯夷列传》载他俩反对武王伐纣，天下归周之后，又耻食周粟，饿死于首阳山。(4)废孟子不立：《孟子˙尽心下》中有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话，明太祖朱元璋见而下诏废除祭祀孟子。(5)“昔人”句：《南史˙王敬则传》载南朝宋顺帝刘准被逼出宫，曾发愿：“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！”(6)“而毅宗”三句：毅宗，明崇祯帝，南明初谥思宗，后改毅宗，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后，他叹息公主不该生在帝王家，以剑砍长平公主，断左臂，然后自缢。
译文：
自有人类的那一天，人们就各人只管自己的私事，只谋自己的利益。世上有公共的利益却没有人去兴办；有公共的祸害却没有人去革除。有这样一个人出来，不把个人的私利看作利益，而是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；不把个人的害处看作害处，而是使天下人都免除害处。这个人的辛勤劳作，必相当于一般天下人的千万倍。付出千万倍的辛劳，却又得不得利益，就天下人的本性来说，必然不愿意处在那个地位。所以，在古代，人的君主这个位置，考虑了而不愿意就位的，有许由、务光这些人；就位而又离去的，有尧、舜这些人；当初不愿就位，而终于无法离去的，有禹这个人。难道古人有什么特异之处吗？好逸恶劳，也和普通人的本性一样啊。
后世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。他们以为分派天下利害的权力都出于我自己，我把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，把天下的害处都归于他人，也没有什么不可心以的。（他们）使天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而把我的私利作为天下的公利；开始还感到惭愧，时间一久就心安理得了，把天下看作自己再大不过的产业，传给子孙，享受无穷。汉高祖所说的“我所成就的家业，同老二相比谁多”这句话，那种追逐私利的心情不觉已充分表现在言语之中了。
这没有别的（原因），古时把天下人放在主要位置，君主放在从属位置；凡君主毕生经营的一切，都是天下人的。现在把君主放在主要位置，把天下人放在从属位置；所有使天下没有一个地方得到安宁的原因，都在于有了君主。因此，在他未得到君位的时候，屠杀、残害天下的生命，拆散天下人的子女，来求得个人的产业，对此竟不感到凄惨，说：“我原是为子孙后代创业啊。”他在取得君位以后，敲榨、剥取天下人的骨髓，拆散天下人的子女，以供个人放纵的享乐，（把这）看成应当如此，说：“这是我产业的利息呀。”然而成为天下大害的，不过是君主罢了，当初假使没有君主，人们还能各管各的私事，各得各的利益。唉！设置君主的原因和道理，原来就是这样的吗？
古时候，天下人爱戴自己的君主，把他们比作父亲，把他们比作天，实在不算过分。现在天下人怨恨、憎恶自己的君主，把他们看作仇敌，称他们为独夫，这原是他们应当得到的。可是那些眼光短浅的读书人，却拘谨地认为，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无法逃脱于天地之间，甚至对于桀、纣那样的暴君，也认为汤、武不应当去讨伐他们，因而虚妄地传说伯夷、叔齐那些无可查考的故事，看待千千万万百姓的血肉崩溃的躯体，竟然和腐臭的老鼠一样。难道天地这么大，在千千万万天下人中，唯独（应当）偏爱君主一人一家吗？因此（讨伐纣王的）武王是圣人；孟子（肯定武王伐纣）的言论，是圣人的言论。后世的君主，想要用自己“如父如天”一类的空名来禁绝他人暗中看机会夺取君位，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，甚至废除孟子的祭祀，这根由不是从眼光短浅的读书人那里来的吗？
虽然这样，假使让后继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份产业，把它无穷尽地传下去，也就不必奇怪他们将天下据为私有了。既然把天下看作自己的产业，那么他人想得到产业的欲望，谁不和我（君王）一样？即使勒紧绳索，加固关钮、锁钥，可是一个人的智谋、能力，终究不能胜过天下想得到产业的众人。远的不过几代，近的就在自身，那血肉崩溃的灾祸，便临到他的子孙了。过去有人发愿永远不要投生在帝王家里，而毅宗皇帝也对女儿说：“你为什么生在我的家里？”这话多么沉痛啊！回想起创业时那想占有天下的野心来，能不颓靡、沮丧吗？所以，明白做君主的职分，那么就会出现唐、虞的世道，人人都能谦让君位，让由、务光就不是超尘绝俗的人了。不明白做君主的职分，那么街头里巷，人人都可以产生占有天下的欲望，这就是许由、务光在后世再也没有出现的原因。然而，君主的职分（虽）难以明白，（但）不能用片刻的荒淫作乐而换取无穷的悲哀，这个道理即使是愚昧的人也懂得吧！
黄宗羲（1610--1695），明清之际思想家、史学家。字太冲，号南雷，学者称梨 洲先生。浙江余姚人。父尊素为“东林”名士，被魏忠贤陷害，他受遗命问学于刘宗周。十九岁入都讼冤，以铁锥毙伤仇人。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之斗争，几遭残杀。清兵南下，召募义兵，成立“世忠营”，进行武装抵抗，被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。明亡后隐居著述，屡拒清廷徵召。与孙奇逢、李骻并称三大儒。学问广博，对天文、算术、乐律、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，无不研究。史学成就尤大，撰有中国第一部学术史《明儒学案》，开浙东史学研究之风气。哲学上反对宋儒"理在气先"之说，认为“理”非实体，只是“气”中的条理和秩序。以为“致良知”之“致”字即是“行”字，反对“测度想象，求见本体，只在知识上立家当，以为良知”（《明儒学案》卷十）。反对君主以一人私天下，作出“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”的大胆结论，认为“天子之所是未必是，天子之所非未必非”，“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”（《明夷待访录·原臣》）。又主张改革土地、赋税制度，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工商观点，强调工商皆为本。其政治历史观，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。文学方面，强调诗文必须反映现实，表达真情实感，不满明七子摹拟剽窃之风，强调"性情"，认为“凡情之至者，其文未有不至者也”（《明文案序》上）。所著有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南雷文案》等。
后之为人君者不然。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亦无不可；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。始而惭焉，久而安焉。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，传之子孙，受享无穷；汉高帝所谓“某业所就，孰与仲多”者(2)，其逐利之情，不觉溢之于辞矣。此无他，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今也以君为主，天下为客，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，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，曾不惨然。曰：“我固为子孙创业也。”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。曰：“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”然则，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，向使无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呜呼！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？
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拟之如天，诚不为过也。
虽然，使后之为君者，果能保此产业，传之无穷，亦无怪乎其私之也。既以产业视之，人之欲得产业，谁不如我？摄缄縢，固扃鐍，一人之智力，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，远者数世，近者及身，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。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(5)，而毅宗之语公主，亦曰：“若何为生我家(6)！”痛哉斯言！回思创业时，其欲得天下之心，有不废然摧沮者乎！
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，则唐、虞之世，人人能让，许由、务光非绝尘也；不明乎为君之职分，则市井之间，人人可欲，许由、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。然君之职分难明，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，虽愚者亦明之矣。
注释：
(1)许由、务光：传说中的高士。唐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，就隐居箕山中。商汤让天下于务光，务光负石投水而死。(2)“汉高”句：《史记˙高祖本纪》载汉高祖刘邦登帝位后，曾对其父说：“始大人常以臣无赖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仲（其兄刘仲）力，今某之业所就，孰与仲多？”(3)伯夷、叔齐无稽之事：《史记˙伯夷列传》载他俩反对武王伐纣，天下归周之后，又耻食周粟，饿死于首阳山。(4)废孟子不立：《孟子˙尽心下》中有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话，明太祖朱元璋见而下诏废除祭祀孟子。(5)“昔人”句：《南史˙王敬则传》载南朝宋顺帝刘准被逼出宫，曾发愿：“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！”(6)“而毅宗”三句：毅宗，明崇祯帝，南明初谥思宗，后改毅宗，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后，他叹息公主不该生在帝王家，以剑砍长平公主，断左臂，然后自缢。
译文：
自有人类的那一天，人们就各人只管自己的私事，只谋自己的利益。世上有公共的利益却没有人去兴办；有公共的祸害却没有人去革除。有这样一个人出来，不把个人的私利看作利益，而是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；不把个人的害处看作害处，而是使天下人都免除害处。这个人的辛勤劳作，必相当于一般天下人的千万倍。付出千万倍的辛劳，却又得不得利益，就天下人的本性来说，必然不愿意处在那个地位。所以，在古代，人的君主这个位置，考虑了而不愿意就位的，有许由、务光这些人；就位而又离去的，有尧、舜这些人；当初不愿就位，而终于无法离去的，有禹这个人。难道古人有什么特异之处吗？好逸恶劳，也和普通人的本性一样啊。
后世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。他们以为分派天下利害的权力都出于我自己，我把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，把天下的害处都归于他人，也没有什么不可心以的。（他们）使天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而把我的私利作为天下的公利；开始还感到惭愧，时间一久就心安理得了，把天下看作自己再大不过的产业，传给子孙，享受无穷。汉高祖所说的“我所成就的家业，同老二相比谁多”这句话，那种追逐私利的心情不觉已充分表现在言语之中了。
这没有别的（原因），古时把天下人放在主要位置，君主放在从属位置；凡君主毕生经营的一切，都是天下人的。现在把君主放在主要位置，把天下人放在从属位置；所有使天下没有一个地方得到安宁的原因，都在于有了君主。因此，在他未得到君位的时候，屠杀、残害天下的生命，拆散天下人的子女，来求得个人的产业，对此竟不感到凄惨，说：“我原是为子孙后代创业啊。”他在取得君位以后，敲榨、剥取天下人的骨髓，拆散天下人的子女，以供个人放纵的享乐，（把这）看成应当如此，说：“这是我产业的利息呀。”然而成为天下大害的，不过是君主罢了，当初假使没有君主，人们还能各管各的私事，各得各的利益。唉！设置君主的原因和道理，原来就是这样的吗？
古时候，天下人爱戴自己的君主，把他们比作父亲，把他们比作天，实在不算过分。现在天下人怨恨、憎恶自己的君主，把他们看作仇敌，称他们为独夫，这原是他们应当得到的。可是那些眼光短浅的读书人，却拘谨地认为，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无法逃脱于天地之间，甚至对于桀、纣那样的暴君，也认为汤、武不应当去讨伐他们，因而虚妄地传说伯夷、叔齐那些无可查考的故事，看待千千万万百姓的血肉崩溃的躯体，竟然和腐臭的老鼠一样。难道天地这么大，在千千万万天下人中，唯独（应当）偏爱君主一人一家吗？因此（讨伐纣王的）武王是圣人；孟子（肯定武王伐纣）的言论，是圣人的言论。后世的君主，想要用自己“如父如天”一类的空名来禁绝他人暗中看机会夺取君位，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，甚至废除孟子的祭祀，这根由不是从眼光短浅的读书人那里来的吗？
虽然这样，假使让后继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份产业，把它无穷尽地传下去，也就不必奇怪他们将天下据为私有了。既然把天下看作自己的产业，那么他人想得到产业的欲望，谁不和我（君王）一样？即使勒紧绳索，加固关钮、锁钥，可是一个人的智谋、能力，终究不能胜过天下想得到产业的众人。远的不过几代，近的就在自身，那血肉崩溃的灾祸，便临到他的子孙了。过去有人发愿永远不要投生在帝王家里，而毅宗皇帝也对女儿说：“你为什么生在我的家里？”这话多么沉痛啊！回想起创业时那想占有天下的野心来，能不颓靡、沮丧吗？所以，明白做君主的职分，那么就会出现唐、虞的世道，人人都能谦让君位，让由、务光就不是超尘绝俗的人了。不明白做君主的职分，那么街头里巷，人人都可以产生占有天下的欲望，这就是许由、务光在后世再也没有出现的原因。然而，君主的职分（虽）难以明白，（但）不能用片刻的荒淫作乐而换取无穷的悲哀，这个道理即使是愚昧的人也懂得吧！
黄宗羲（1610--1695），明清之际思想家、史学家。字太冲，号南雷，学者称梨 洲先生。浙江余姚人。父尊素为“东林”名士，被魏忠贤陷害，他受遗命问学于刘宗周。十九岁入都讼冤，以铁锥毙伤仇人。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之斗争，几遭残杀。清兵南下，召募义兵，成立“世忠营”，进行武装抵抗，被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。明亡后隐居著述，屡拒清廷徵召。与孙奇逢、李骻并称三大儒。学问广博，对天文、算术、乐律、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，无不研究。史学成就尤大，撰有中国第一部学术史《明儒学案》，开浙东史学研究之风气。哲学上反对宋儒"理在气先"之说，认为“理”非实体，只是“气”中的条理和秩序。以为“致良知”之“致”字即是“行”字，反对“测度想象，求见本体，只在知识上立家当，以为良知”（《明儒学案》卷十）。反对君主以一人私天下，作出“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”的大胆结论，认为“天子之所是未必是，天子之所非未必非”，“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”（《明夷待访录·原臣》）。又主张改革土地、赋税制度，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工商观点，强调工商皆为本。其政治历史观，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。文学方面，强调诗文必须反映现实，表达真情实感，不满明七子摹拟剽窃之风，强调"性情"，认为“凡情之至者，其文未有不至者也”（《明文案序》上）。所著有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南雷文案》等。
